就业问题正在从宏观指标转为现实压力
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，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，工业化、城市化和全球化持续推进，大量新增劳动力能够被不断扩张的企业部门吸纳。即使就业市场存在阶段性压力，也往往可以在增长过程中被消化。进入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这一机制正在减弱：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至4.5%—5%，青年失业率重新上行，高校毕业生规模继续创下新高，灵活就业、慢就业、存量失业等问题交织叠加。就业压力已经不再只是周期性波动，而是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逐渐显现出的结构性约束。
从数据看，当前就业压力已经呈现出多重特征。3月份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—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16.9%，结束此前连续下降势头；25—29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7.7%，也处于较高水平。后者尤其值得重视。25—29岁群体通常已逐步完成教育阶段向职业阶段的过渡，本应成为收入、消费和家庭责任逐步稳定的年龄段。如果这一群体就业压力上升，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“应届毕业生找工作难”，而是正在向更广泛的青年劳动力扩散。
高校毕业生规模的持续扩大，进一步加重了岗位供需压力。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，同比增加48万人，再创历史新高。与此同时，过去几年受产业调整、平台收缩、房地产链条降温、部分行业整顿和企业经营困难影响，一批已有工作经验的劳动者也仍在再就业过程中。新增毕业生与存量待就业人员在有限岗位池中竞争，使就业市场承压更加明显。
常规失业率之外，就业质量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。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，其中既包括主动选择自由职业的人，也包括因缺乏稳定岗位而被动进入零工市场的人。按照统计口径，只要在调查参考期内工作一小时以上，就不被认定为失业。但现实中，一些劳动者虽然“有活干”，收入却不稳定，社保覆盖不足，职业发展路径也不清晰。慢就业、备考、临时性工作和低强度就业的存在，意味着就业压力在统计数字之外仍有较大隐性部分。
就业压力的变化，已经在政策层面形成直接回应。近期，人社、财政、教育等部门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、职业技能培训、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、城乡就业政策统筹等连续出台措施，说明就业已成为宏观政策必须重点回应的问题。政策加大托底力度是必要的，但如果只停留在岗位撮合、培训补贴和短期帮扶层面，还不足以触及问题根源。就业岗位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最终仍要由企业创造。稳就业不能只看劳动力市场本身，更要看企业有没有能力、有意愿、有空间继续扩张。
当前就业压力的深层根源，并不只是劳动力供给增加，也不只是短期需求不足，而是企业部门的扩张能力和吸纳能力有所下降。企业是经济供给体系的基本单元，也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。企业利润改善，才会增加招聘；企业预期稳定，才会扩大投资；企业经营有现金流，才会提高工资、开展培训、保留岗位。反过来，如果企业订单不足、利润下降、成本上升、预期转弱，就会从主动扩张转向防御性经营，减少招聘、压缩薪酬、推迟投资，甚至退出市场。就业市场的压力表现在劳动力端，根子往往在企业端。
当企业由扩张转向防御，就业压力便不再只是岗位匹配问题，而会转化为经济供给基础弱化的问题。所谓“供给端萧条”，并不是简单说企业困难，而是指企业作为供给主体，其经营空间、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受到多重因素压缩，导致市场主体活力下降，最终传导为就业岗位不足和收入预期走弱。市场上并非完全没有需求，但企业不再愿意为不确定的需求扩大产能、增加员工和承担长期成本。表面上看，是岗位减少、青年求职变难；更深层看，是企业不敢扩、不愿扩、扩不起。
企业由扩张转向防御，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，而是用工成本、外部环境、技术替代、外资变化和民营企业经营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用工和合规成本上升，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。劳动者权益保护是现代市场经济应有之义，但在实际政策执行中，也需要兼顾企业持续经营能力。特别是中小企业，其法务、人力资源、现金流和管理能力都有限，如果用工责任、社保缴费、劳动纠纷和合规要求持续加码，企业就会提高对正式雇佣的谨慎程度，倾向于减少新增岗位，增加外包、临时用工或灵活用工。这样的结果，可能反而削弱稳定就业岗位的形成。保护劳动者权益与维护企业经营能力，并不是对立关系。真正可持续的就业保护，必须建立在企业能够持续经营、持续创造岗位的基础之上。
外部环境变化也在影响企业预期。近年来，中美经贸摩擦、关税冲突、技术管制和供应链重组持续存在，外向型企业面对的已不只是订单波动，还包括市场转移、关税成本、合规审查和产业链调整压力。对很多企业而言，最难处理的不是某一项成本上升，而是未来经营规则的不确定性上升。不确定性越强，企业越倾向于减少长期投入，控制用工规模，保持现金流安全。这种经营策略对企业个体而言是理性的，但放到宏观层面，就会削弱就业吸纳能力。
外资企业变化同样需要重视。外资长期以来不仅提供直接就业岗位，也通过本土供应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。部分外资企业收缩或转移，会带来订单减少、配套企业承压和相关岗位流失等连锁影响。更重要的是，外资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通常在薪酬、培训、管理和稳定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，一旦这类岗位减少，劳动者未必能够在国内市场迅速找到同等质量的替代岗位。因此，稳定外资预期，不只是稳投资、稳外贸的问题，也是稳就业质量的问题。
高科技产业的发展，也不能被简单视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万能钥匙。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先进制造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确实代表产业升级方向，也确实在部分细分岗位上存在较强人才需求。但从总量看，高科技产业能够直接吸纳的就业规模仍然有限。中国总体就业人口超过7亿人，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就业规模合计占比并不高。更重要的是，高科技天然具有提高效率和替代劳动的属性。人工智能、自动化、机器人和数字化工具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，也会替代一部分重复性、流程性和中低技能岗位。发展高科技必须坚持，但不能把高科技发展简单等同于就业总量扩张。
如果说高科技难以单独承担稳就业任务，那么真正承接就业基本盘的，仍然是民营企业。中国民营企业贡献了80%以上城镇就业和90%以上新增就业，是就业市场最重要的承载主体。稳就业说到底要稳住民营企业，因为大量新增岗位并不是由政策文件创造的，而是由千千万万个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创造的。企业有订单、有利润、有信心，才会招人；企业利润薄、成本高、预期弱，就会减少用工。
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压力并不轻。部分民营企业利润率下降，应收账款压力加大，融资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仍然存在，用工、社保、合规、检查等方面的综合负担也不低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6年初，民营企业平均营业收入利润率约为4.51%，低于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。如果再考虑债务、应收账款和现金流压力，企业真实经营空间可能更窄。一个承担大量就业责任的企业群体，如果长期处于低利润、高成本、弱预期状态，就很难继续承担扩大就业的功能。
还应注意政策取向对企业效率的影响。规范企业经营、强化合规治理是必要的，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发展基础、资源条件和经营机制并不相同。国有企业拥有资本、信用、资源和政策优势，民营企业更多依靠市场效率、成本控制、灵活机制和企业家精神。如果在政策执行中简单要求民营企业全面向国有企业看齐，可能削弱其灵活性和效率优势，进而影响就业吸纳能力。对民营企业而言，公平竞争和合规监管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让其保持市场化活力。
也正因为就业压力最终落在企业供给能力上，稳就业政策就不能只停留在岗位端，而应更多转向企业再生和供给基础修复。所谓企业再生，并不是简单给企业发补贴，也不是短期纾困，而是围绕企业预期、成本、融资、用工、合规和市场空间进行系统性修复，让企业重新愿意投资、敢于扩张、能够盈利。
修复企业供给基础，首先要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。稳就业、稳增长、稳企业不能分开看。凡是可能增加企业经营成本、压缩企业利润空间、影响企业投资预期的政策，都应进行更加充分的评估。特别是非经济性政策，也会对经济运行和企业预期产生影响，不能只看单项政策目标，还要看综合效果。政策之间如果相互抵消，一边鼓励企业扩大就业，另一边提高企业综合成本，最终会削弱政策效果。
在政策落实层面，还要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负担。企业成本不只是税费和贷款利率，还包括社保缴费、合规审查、行政检查、用工风险、融资约束、租金压力和应收账款占用。对中小企业、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处于恢复期的企业，应增强政策弹性，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只有企业经营负担下降，才有可能把资源用于投资、研发、招聘和员工培训。
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，应放在更重要位置。对民营企业不能只强调其吸纳就业的责任，也要修复其创造就业的能力。应进一步稳定产权保护、市场准入、公平竞争、融资支持和政策预期，减少企业家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。民营企业活力恢复，是稳就业最现实、最基础的路径。
高科技发展与就业稳定之间，也需要更理性地统筹。高科技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，但稳就业不能只依赖高科技产业。政策需要同时关注传统制造业、生活服务业、外贸企业、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承载功能。对高校毕业生和转岗劳动者而言，职业培训也应更加贴近真实岗位需求，而不是停留在形式化培训和证书化培训上。技能提升必须与产业需求相匹配，才可能真正转化为就业能力。
稳定外资和供应链预期，同样是稳就业的重要内容。外资企业和跨国供应链对就业的带动作用不能低估。要减少泛安全化、泛政治化倾向，营造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外资经营环境，防止外资收缩对就业和供应链形成连锁冲击。稳外资，不只是稳投资规模，也是稳岗位、稳技能、稳产业链配套。
当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看，当前就业压力就已不能简单理解为劳动力市场的短期波动。就业问题表现在青年失业、毕业生压力和灵活就业增加上，根源则在企业部门供给能力下降。稳就业不能只做岗位端的局部修补，更要把稳企业作为基础性工作，把恢复企业活力作为稳就业的根本抓手。因此，未来稳就业的真正难点，不是短期开发多少岗位，而是能否让企业重新愿意扩张。只要企业仍以压缩投资、控制用工、保现金流作为主要策略，就业市场就只能依赖政策托底，难以形成内生修复。
未来，稳就业应从岗位端进一步前移到企业端，通过降低制度性成本、稳定政策预期、修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空间，重新激活市场主体的岗位创造能力。只有企业重新愿意投资、敢于用工、能够盈利，就业市场才可能从被动托底转向内生修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