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美元首会晤中最核心、最关键的成果——“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。这一概念的提出，为中美关系给出了新的定位，也将在未来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。
分析指出，中国之所以选择“建设性”和“战略稳定”这样的两个词，可能是因为这是美国政策中的既有词汇。
分析认为，在英语中，“‘战略稳定’是一个冷战时期的术语，它属于超级大国核竞争和危机管理的分析范畴”。它指向一套特定的机制：相互脆弱性、安全的二次打击、热线、核查、军控条约，以及如今涉及导弹防御、太空、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更广泛的问题。
不过，这一新的定位显然也并非对传统军控语境中“战略稳定”概念的简单重复，也不是以往“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、“建设性合作关系”、“合作伙伴关系”或“新型大国关系”等表述的机械延伸。它是在中美力量结构、战略互信、经贸科技竞争以及全球治理责任均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下，对两国关系所做出的重新定义。这个新定位既保留了“战略稳定”原有的大国和平核心内涵，防止重大冲突、避免误判升级，同时又通过“建设性”这一前缀进行了拓展，强调稳定不是消极僵持，而应当以合作、管控、互惠和共同责任为基础。
1949年以来，中美关系的身份定位经历了多次重大转变，每一次关系定位的变化，都反映了两国力量结构、国际环境和相互认知的调整。
第一阶段是朝鲜战争后的敌对关系。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，在共同应对苏联压力背景下的战略转圜。中苏关系恶化，中国边境安全压力上升；美国深陷越南战争，同时面临苏联的竞争压力。中美开始接近，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《上海公报》的发表，使中美关系从敌对转向战略接触。两国虽然不是盟友，但在制衡苏联方面形成了某种准战略合作关系。此时的身份认同可以概括为“非盟友的战略协作者”或“准盟友”。双方仍有意识形态分歧，但共同的外部压力构成了合作的基础。
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前后的接触扩大。1979年中美建交后，两国在经贸、科技、教育、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。冷战结束后，共同制衡苏联的战略基础消失，中美关系经历波折，但双方仍试图通过接触维持关系稳定。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，中美提出“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。这一定位强调不搞对抗、相互友好、加强合作，反映了冷战后双方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分歧、扩大互利合作的努力。
第四阶段是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。2009年，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伦敦会晤时，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“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”。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，双方同意建设“相互尊重、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”。这一时期，中美经贸高度互嵌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力量。美国则试图通过接触制度和市场来塑造中国。双方的身份认同既包含合作伙伴，也包含潜在竞争者。
第五阶段是“新型大国关系”的提出。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、美国“亚太再平衡”战略展开，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上升。中方提出构建“不冲突、不对抗、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赢”的新型大国关系，试图破解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冲突的历史困境。
对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的理解，首先官方有自己的解释，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、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。其中，
1、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，是指不搞零和博弈，共同做大蛋糕。
2、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，是指竞争基础上，反对恶性打压、脱钩断链、阵营对抗，建议公平、规则基础上。
3、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，是指在分歧方面不回避、不放大、不升级，通过对话、交流与机制进行管控。
4、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，是指不冲突不对抗、长期共存，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。
对比1998年的“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和2013年的“新型大国关系”，仅从文字上看，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与1998年克林顿时期的“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仅有两字之差，即“稳定”与“伙伴”。这意味着，现在和1998年相比，是可比的。
（1）简单回溯来看，1998年克林顿时期的“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有着特殊的背景，即中国正寻求加入美国主导的WTO体系，显然当时定位的落脚点是合作并寻求美国支持。
这意味着，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的落脚点同样也是合作，即中国主动对外开放、主动寻求与美国合作，不会再走过去那种封闭的老路。
（2）由“伙伴”到“稳定”的变化，说明和1998年相比，现在的中国已经和那时不一样，中国已经由彼时的陪跑者、跟随者，变成了现在的并跑者、竞争者，地位上已经提升，立场上略显对立，这种情况下尤为需要将稳定作为锚。
2、虽然从文字上看，“新型大国关系”与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似乎不沾边，但“稳定”一词实际上是能够与“新型大国关系”对应起来的。
（1）“新型大国关系”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，这里的“不冲突不对抗、和平共处”显然和“稳定”在内涵上是相似或相近的。
（2）“合作共赢”则和“建设性战略关系”能够对应起来。
3、以上意味着，“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”基本可被视为“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”及“新型大国关系”的合体，只不过这里的“伙伴”内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（1）“稳定”一词意味着双方要守住底线和红线，不起冲突、不直接对抗。
（2）“战略”一词意味着双方要从长远出发，不因短期的分歧矛盾而动摇关系。
（3）“建设性”一词意味着双方要在竞争中寻求合作，秉着向前看的态度。这一转变释放的首要信号，是中美双方均已认识到，战略稳定是两国的共同需求，是双边关系的“压舱石”。其次，这一转变释放出中美致力于“共建”双边关系、摒弃零和博弈的积极信号。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，并非单纯的“维持现状”，而是通过双方相向而行的共建，打造“风险可控、利益共享、分歧可管”的互动框架，这与新型大国关系“合作共赢”的内核一脉相承，却更强调“主动共建”的行动力。再者，这一转变释放出中美将以“理性沟通”管控分歧、夯实互信的信号。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，离不开有效的沟通与互信，而这正是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曾被忽视的关键环节。最后，这一转变释放出中美将携手承担大国责任、共促全球治理的信号。当前，全球地缘冲突频发、经济复苏乏力、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自应对，中美作为大国，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、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。从新型大国关系倡导“大国合作、分担责任”，到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聚焦“协同发力、共解难题”，体现了两国对大国责任的共同认知。无论是推动热点地区局势缓和，还是应对气候变化、人工智能等新挑战，中美协同发力都能为全球治理提供“中美方案”，这既是战略稳定的延伸，也是关系共建的重要价值体现。